拼车司机和送货工人应有权就自身的薪资和福利进行谈判通过这场疫情，大型科技公司向我这类拼车司机和送货司机的生活展示了它的威力和控制力，而我们需要真正的保障机制来应对危机时刻。大型科技公司和软件公司对拼车司机的剥削已有很长时间。而如果我们摆脱了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那么能够保持现状对这些公司来说就是胜利。
作者：Naomi Ogutu
作为纽约州 140,000 拼车司机中的一员，我没有最基本的自由，让我可以和其他司机一起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需要的薪资与福利进行协商，所以我迫切需要这样的自由。这场疫情让我明白，在自己的工作场所拥有发言权事关生存。这就是我支持谈判权法案的原因，它具有历史意义，将会为纽约的拼车司机和送货司机提供所有其他工种的工人拥有的东西：保障机制，还有加入工会以及就薪资和工作条件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
我做优步 (Uber) 和 Lyft 司机已有五年多，一边为所在社区提供基本服务，一边勉力维持生计。像我这样的移民，并没有多少时间灵活的工作能选。作为有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打车软件司机的工作相对灵活，让我可以在孩子上学的时候工作。
很显然，远在发生疫情之前，我们司机就需要为了改善自己的薪资和工作条件而发声。.软件公司不停地改变规则（其中包括规避现行的最低工资法），让司机无法赚取足以维持生计的薪资。大型科技公司的随心所欲让我难以维持生计；而我无法脱离现状。
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些公司已经找到了各种能规避公平支付司机薪资的途径。更甚者，我每天都有好几个小时不能使用软件，这样我的工作时长就无法满足生存所需。这些软件很突然地就让我无法在孩子上学期间使用。为了获得执照和保险，纽约市的拼车司机每年都要投入数千美元，而我每周租赁汽车就要花费 600 美元，因此我需要尽可能多地工作。由于软件公司封了我的接单时间，我的收入下降了 80%，而我对此无能为力。我的情况并非个例，整个纽约市数以千计的司机都突然面临这种遭遇，没办法维持生计。司机需要一份真正的合同，一份集体合同，才会让这些公司不再这样对待我们。
新冠肺炎侵袭纽约的时候，我再次意识到软件公司可以轻易地摆布司机。孩子突然之间就不能上学了。所以我该怎么工作？像很多其他父母一样，我真的没办法工作。但跟大多数纽约工人不一样，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领到失业救济金。谈判权法案会要求软件公司加入纽约的失业计划，这样一来像我这样的零工就能拥有需要的保障机制。
如果我可以得到托儿服务，那么我希望可以去工作，为所在的社区提供服务并接送必不可缺工种的工人，但是在疫情期间开车让人很头疼。不戴口罩我就无法工作，但我没有口罩，优步和 Lyft 也没有提供口罩。为了安全起见，我需要自备口罩，还需要为乘客准备口罩。我决定与我所在的组织一起为口罩筹款：纽约市拼车俱乐部 (NYC Rideshare Club) 和我们从巴基斯坦订购了一些口罩，但是新冠疫情导致运输受阻。我们的口罩一直无法送达。我们还在等待运送。优步提供了少量口罩，但远远 不够。幸运的是，独立司机协会 (Independent Drivers Guild) 会努力确保口罩的数量，我自愿帮忙向数万名司机分发个人防护用品 (PPE) 套装。但是疫情一年多以来，拼车公司依旧没有提供足够的 PPE。他们仍然拒绝为每次载客之间清洁车辆所需的所有时间向我们支付薪资，而且我们没有集体谈判权，也没有工会，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时候让我们这些在疫情期间从事必要工作的拼车司机和送货工人对工作场所的安全条件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我支持谈判权法案。纽约的拼车司机和送货司机需要并希望享有工会工人已经享有的权利：为协商更好的薪资、福利和改善工作场所条件的集体发声，我们可以直接为自己谈判。我们已经等不下去了。
最近，有些民选官员声称支持像我这样的零工，但他们对我们不够尊重，不相信我们知道什么对自己最有利。有些立法者站出来反对谈判权法案，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比我们司机更了解情况。他们跟我们说会通过其他法律来帮助司机和送货工人，但只是说说而已。
谈判权法是第一步，能为我们的工作场所带来尊严并增加必不可少的劳动力。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是获得迫切需要的工作保护，例如获得稳定的薪资以及州内失业与免受歧视的保护，而现在我们能在这项法规中找到可以为自己提供这些保护的工具。立法者可以选择信任我们、尊重我们并通过支持我们获得谈判权来帮助我们，也可以选择维持这种对我们造成伤害的剥削现状。
Naomi Ogutu 在纽约市做优步和 Lyft 司机已有 5 年多。她是纽约市拼车俱乐部的创始人兼总裁。也是有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
